前沿理论

从制造业到智造业


  1973年,摩托罗拉发明了移动电话,直到1990年初,手机行业依然是摩托罗拉的天下。起初,手机行业从芯片、软件到制造都是垂直一体化的,是进入门槛极高的高科技行业。随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制造外包的兴起,垂直一体化的手机行业逐渐向专业化转变。制造环节首先从手机公司中分离出来,然后有了专门的手机芯片、手机零部件公司,手机中的软件也由专门的公司提供。 

  1998年,诺基亚推出6110——百变通手机。它是业界第一款内置游戏的手机,也是业界第一款大屏幕手机。从此手机行业由少数人用的功能性产品转变为时尚类产品。 

  2007年,苹果大屏幕智能手机横空出世,把手机由时尚产品重新定义为网络信息终端,同时互联网公司谷歌也推出了技术先进、开放、免费的手机操作系统。通过第三方丰富的应用软件开发,手机的各种潜在应用爆炸性增长,迎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行业专门化发育更加成熟,虽然苹果手机的芯片、操作系统不提供给其他手机厂商,是一个较为封闭的系统。但就制造而言,由专门化的工厂生产已经是大势所趋。 

  2011年2月,奥巴马问乔布斯:为什么这些工作(苹果产品制造)不能回美国?乔布斯说:“这些工作回不来了。” 因为电子产品在海外生产不只便宜,而且海外有大量工厂,还有弹性、勤奋、高技能员工,各方面超越了美国。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也一直在拷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台手机苹果可以赚两三百美元,位于中国的制造工人却赚不到10美元? 

  蹊跷的是,这种双方均有不满和抱怨的游戏却仍在继续,合作越来越深入。中国努力促进经济转型,把制造业这种低附加值行业转变为高附加值行业,美国则在找寻制造业回归的办法。 

  由流水线、自动化、生产外包主导制造业多年以后。今天,互联网、物联网、3D打印、纳米制造等新技术及技术要素的重新组合,又让制造业成为一座活跃的火山。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工业4.0等制造行业的变革因素成为当下的“热词”。 

  如果你知道一些工业或者行业发展历史,你就会同意我说的:一直以来,各行各业都是由无数赚钱的欲望、具体技术的改进和发明、粗浅的口号指引方向、大量牺牲促成的进化等几个要素共同驱动的。 

  竞争由人走向人机 

  1992年,宏碁创始人施振荣提出了“微笑曲线”理论。施振荣发现,把一个行业分成研发、制造和行销等几个环节,位于产业两端的研发和销售利润高,而位于中间的制造部分利润低,按利润排列画出一条曲线就是嘴角微笑上翘的形状。 

  这个通俗的比喻并非真正的商业原理,20年前许多赚钱的环节现在已经成了鸡肋,渠道商饱受电商的冲击,而电商自身激烈的竞争又让绝大多数人很难赚到钱,家电、手机行业里位于上游的设计公司一直在微薄利润边缘挣扎,计算机行业的大品牌惠普、戴尔等,长期受困于拿不到多少品牌溢价支撑其较高的成本。相反,瑞士的精密机械制造、德国的汽车日子过得却很好。 

  赚不赚钱不在于你处于行业的哪个环节,而在于这个环节的竞争强度。竞争强度越低越赚钱,苹果赚钱是因为它的产品相对稀缺,现在一部几百元的手机比苹果前几年几千元的手机更出色,但它晚了几年,人人都能做就变成了白菜价。抱怨给苹果生产手机的富士康赚钱少的多是旁观者,而身处手机制造行业的工厂还非常羡慕富士康能拿到苹果这么优质的订单。 

  制造业赚不赚钱取决于企业能否建立竞争优势,德国制造业能赚钱是因为它们在复杂制造方面建立了较大的竞争优势。 

  从宏观上看,中国制造业由于长期保持较低利润水平,逼迫工厂想方设法提高效率,改进工艺,反而铸造了中国制造的长期竞争力。各国之间的贸易有很多国家反低价倾销,却很少有人反高价。从宏观上说低价比高价更能铸造竞争力,低利润、低价格使竞争者望而却步,难以进入。 

  工业革命以来,机器代替人的工作就稳步推进。在制造行业机器代替人的步骤大体上是由简单动作到复杂动作,由人机结合半自动化到全自动化。 

  随着互联网及相关技术的发育,机器代替人已经越过了制造环节。基于网络的服务正在逐渐侵蚀门店、售货员甚至律师、教师等工种。 

  新一波机器替代人工的浪潮主要是计算机技术给机器赋予了“智能”,让机器更具有处理灵活工作的能力。这一波浪潮的发展看来不可限量,但它仍然受制于成本对比因素。 

  2011年,富士康掌门人郭台铭公开表示,富士康将以日产千台的速度制造30万台机器人,用于单调、危险性强的工作,提高公司的自动化水平和生产效率。在设立基地进行研发和生产机器人的同时,希望到2014年装配100万台机械臂,在5~10年内看到首批完全自动化的工厂。 

  时间过去了两年,2013年,据一家为富士康制造机械手臂的硬件公司透露,富士康机器人的数量可能不到10万台。 

  人力成本低,劳动力数量庞大是中国制造崛起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千千万万的制造业工种并不能全部实现自动化,另外一方面成本对比也是自动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平衡因素。 

  以集装箱行业为例,它的生产工艺相当单一,几乎没有多样性需求,是最容易实现自动化生产的行业。历史上,集装箱制造行业由美国到日本再到韩国现在是中国主导。前些年,有个美国人设计了全自动集装箱生产工厂,一个人都不要。经过计算发现,这样的全自动化生产工厂成本仍然高于中国制造,因此,集装箱生产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归美国。 

  是个性化还是统一化 

  二十多年前,柔性制造就是一个时髦的课题。制造行业为了提高效率,通常都走专业化的道路,一台机床、一个模具完成一个特定的工序或零件。但这种思路带来的问题就是一旦产品有变化时,加工器械和工序就要重新调整。柔性制造的概念就是为了解决刚性制造缺乏灵活性的问题。柔性制造的目标是快速、较低成本地满足多变的市场需求,以及个性化、小批量的产品制造需求。 

  今天在谈论未来制造时,满足个性化的需求是焦点之一。人们在谈论技术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深入研究过个性化到底是不是真实的需求。 

  诺基亚按照教科书把手机定义为时尚产品,通过系列化、换壳等满足更多的细分市场。但真正把多样化推广到极致的则是山寨手机,鼎盛时期的诺基亚每年生产40~50款手机,山寨鼎盛时期,每年则推出数千到上万款手机。 

  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结,苹果8年内只生产了5款手机,算上小的改进也不超过10款,却比诺基亚取得了更辉煌的成功。 

  当年福特固执地只生产一款、一个型号、一种颜色的T型车理念并没有过时。福特说,如果你问顾客想要什么样的汽车,他们会说给我一辆更快的马车。乔布斯改装了这句话,说,顾客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直到你把产品摆在他面前。 

  商品并非无休止地由单一向个性化发展。追求个性化的制造理念未必真的代表市场趋势。畅通无阻的国际贸易,没有区域壁垒的电子商务,都会让胜者通吃效应加剧,爆款、大规模快速制造才可能是制造业的主要趋势。 

  另外一方面,千变万化的市场仍然对“迅速制造”提出了挑战。前些年,绝大多数手机都是塑料结构,去年突然流行金属机身,由于制造工艺的巨大差异,金属机壳手机制造设备较为昂贵,加工速度慢,造成大量手机厂商产能得不到满足。 

  成就中国制造的历史机遇是世界范围的大规模外包生产,在一个商品从研发到销售再到最终用户手里的诸多环节中,制造环节的可控性强,管理方式固定等特点。由于资本天然具有向更低成本地区流动的属性,产生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外包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全面开花,正好契合了中国大量的训练有素的劳动力(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同等发达的国家就有最高的识字率,这对制造业的员工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方面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在过去的三四十年,制造业就像一座死火山,被认为是无力创造较大价值的行业,没有新技术、新材料、新模式出现。 

  现在新技术,智能为制造业注入的新元素开始发酵,制造行业又成为活跃的火山。 

  在人们拼命鼓吹3D打印、纳米制造、智能化生产、工业互联网,你仔细关注这些言论大多都像未来学,充满激情却证据不足,慷慨激昂但是语焉不详。这并不是特别的现象,任何的新技术诞生都会掺杂着炒作、揣度、尝试、牺牲等。人们在评估新技术、新范式的前景时总是缺乏全面的角度,犹如盲人摸象。 

  关于每一项具体新技术的前景很难在这个短篇上展开论述,但我的观点是偏于保守的,新技术会在个别领域显示出优势,但不会大规模取代传统技术。汽车的本质首先是汽车,它永远不会是互联网。3D打印很可能在生产飞机的某些零部件上成为主流模式,但它不会成为生产汽车的主流方式。因为飞机数量很少,而汽车数量很多。过去的生产线和生产工艺已经为大规模制造找到了最佳方法。 

  规模,可见的决定性竞争要素 

  规模经济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以至于没有人知道什么年代人们发现了这一规律。 

  大规模制造、制造行业外包以及交通极大地助长了规模经济效益。试想,如果没有外包生产,小米手机绝无可能成立三年销售额就突破300亿元,即便壮如苹果公司也没有办法每年提供上亿部手机。即便你再有钱,也没有办法组织起这样大的生产能力。但外包生产动用全球的制造资源为你所用,产能的扩大和缩小比过去要容易得多。 

  即便都熟知这些事情,仍然低估了规模在竞争中的分量。如果你去买一双耐克鞋,看看它的产地,极有可能是越南或者孟加拉国。但是,绝大多数的手机都是深圳附近制造。历经这么多年低成本的洼地效应吸引,德国、日本等仍然是汽车等复杂制造领域的翘楚。最主要的因素仍是规模。不同行业、产业链的复杂程度和规模差异很大。很显然,产业链越短、需要手工劳动越多的制造越容易向低成本地区转移。汽车行业是顶级的大规模制造业,其产业链复杂,规模超大,技术含量丰富,日本、德国在它们那个年代建立的规模竞争优势难以撼动。 

  现在,流通环节的互联网又为规模经济装上了一级新的火箭发动机。互联网之前制造不成问题,瓶颈在于销售和产品扩散。互联网让产品扩散变得更容易,规模效应就更加显著。 

  过去的规模效应通常指一个工厂或公司的规模,现在也包括一个集群。例如,手机生产行业,在深圳、东莞一带不仅仅是富士康,千千万万的各种各样企业组成的生态才是它更重要的生命力。富士康可以迁去成都或者越南,但很难把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转移,区域经济集群化是制造业一个明显的特征。 

  规模经济还包括更广阔的含义,假如你是一个小国家,就很难投入钱研发航天科技,组织一届奥运会每个国民分摊的成本也更高。大国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研制高铁,航天工业也比较领先,其根本原因并不是技术和决心,而是规模导致的经济性。 

  人们在展望新技术、新机会未来的前景时,对市场做出确切的评估一直是一个短板。2007年,苹果推出第一个3.5英寸屏幕手机时,人们都觉得惊艳,但有点大。苹果固执地坚持3.5~4英寸才是最佳尺寸,因为人手不能变大。几年前,谁也没有想到使用习惯把手撑得越来越大,5~5.5英寸才是最受欢迎的尺寸。人们当初预测男人手更大,因此喜欢尺寸较大的手机,却没有想到大多数女性都爱挎一个包包,她们更喜欢用屏幕较大的手机。 

  市场仍然是一个琢磨不定的因素,在各种各样鼓吹物联网、万物互联网的文章中,没有一篇文章能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万物联网能干什么?被鼓吹了好几年的可穿戴设备到现在也没有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人们鼓吹通过网络可以购买一切之时,并不清楚逛商店对顾客而言到底是成本还是收益? 

  包括制造业在内的产业升级或者说是革命,虽然有很多技术仍需突破和大创新,其根本问题不在技术而在于市场。 

  从原则上说,人们能够看到的、想象的大多数物品和服务都不再稀缺,而是过剩。人们完全可以制造更多的手机,更多的汽车,更多的钢铁甚至可以产出更多的粮食,更多的鸡蛋,并且人们已经有能力在更多的行业实现更多的自动化。简言之,物质的确已经进入极大丰富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人们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如何分配这些物质。 

  1929年正值世界经济大萧条,凯恩斯写了一本书叫做《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书中说萧条是暂时的,长期来看,比如100年前,人们面临的问题是无聊和过剩,绝非不足。在此之后,虽然很多工种被机器取代,但产生了很多新工种。 

  再后来,电视流行、汽车普及、互联网诞生解决了无聊的问题。但是,现在距离凯恩斯这本书提出的如何解决机器代替人以及无聊的问题重现,一些服务业或称之为第三产业的工作也在遭受机器的侵蚀。可以想象,未来机器即可创造绝大多数的产品和服务,那么如何分配这些称之为财富的产品和服务便是世界面对的最大问题